第二天一早，江阳到分局的时候，院里的梧桐树上已经有了知了声。
六月的太阳升得早，玻璃窗上蒙着一层白光。刑侦技术室的门半掩着，里面传出打印机连续吐纸的声音。景怡抱着一摞材料站在门口，见他过来，先把手里的豆浆递了过去。
“没加糖。”她说，“你这两天胃不舒服，少喝冷的。”
江阳接过纸杯，往里看了一眼。黑皮本已经被放在操作台上，透明物证袋外面贴着昨天的封条。技术员老赵戴着口罩，正用放大镜检查封面那道折痕。
“还没启封？”江阳问。
“等你们来签字。”老赵抬起头，“按规定，昨天封存，今天开封，两个经手人见证。付队已经在里面了。”
付秉毅果然站在操作台另一侧，手里拿着登记表。他看了一眼江阳，指了指旁边的签字处。
“先核对封条，再开。”
江阳把物证袋正反面都看了一遍，封条上的时间、编号和经手人姓名清楚完整。他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景怡也在旁边补了见证。老赵这才用剪刀沿着封口慢慢剪开。
黑皮本露了出来。
封面的皮革已经发硬，边缘磨得发白。右下角那道折痕并不是普通的弯折，像是曾经被人用力夹在什么东西里。红线贴着书脊，线头打了一个很小的结，结上沾着淡淡的灰。
老赵先拍照，再用镊子把红线挑起。线下压着一张薄薄的白纸，只有半个指甲盖大小，上面印着一个模糊的蓝色圆点。
“像是账本上的标记。”景怡说。
“先别猜。”付秉毅说道，“全部按原状记录。”
老赵翻开第一页。纸张发黄，却没有潮痕。前面十来页是招生名单，每一行只有姓名、年龄和一个数字。有的数字后面画着圆圈，有的被红笔划掉。再往后，是课程安排和收款记录，日期集中在九八年五月到六月。
“这不是普通的笔记本。”江阳低声说道。
“像培训部的内部账。”景怡翻着复印出的影像，“姓名后面的数字可能是已交金额，圆圈表示结清，划掉的就是退费或者作废。”
老赵翻到中间，停住了手。
那一页的字迹明显变了。前面是圆珠笔，后面几行却用了钢笔，笔画细而硬，横折处有力。页面上写着：六月五日，林老师来问退费；六月六日，石建国说不要再收；六月七日，木板已经放到后墙。
最后一行只有七个字：黑本不能留在这里。
“这是谁写的？”景怡问道。
“要做笔迹鉴定。”老赵把那一页单独拍下来，“不过从书写习惯看，前后不像一个人。”
江阳低头看着那七个字。最后一个“里”写得很轻，像写到一半突然停下，又在旁边补了一个小点。纸张右上角有一道油污，和周小军手指上的黑印颜色很接近。
付秉毅拿起电话，通知赵伟把周小军重新带来，准备做比对询问。
“先问木板。”他说，“把时间、数量、从哪儿搬到哪儿，一项一项问。”
周小军被带进讯问室时，脸色比昨天更差。他穿着一件旧蓝褂子，袖口沾着洗不干净的机油。赵伟把一张白纸放在他面前，让他照着黑本上的几行字，写下‘六月七日、后墙、木板’几个词。
周小军拿笔的手微微发抖。
“我没上过几天学，写不好。”
“写不好也要写。”赵伟说道，“照着写，不是让你回忆。”
他写完以后，江阳从单面玻璃后看了很久。周小军的“七”字最后一横往下压，黑本上的“七”却往上挑；“板”字的木旁也不一样。初步看，不像同一人。
赵伟把记录本合上，又问：“六月七日晚上，陶文斌让你搬了几块木板？”
“六块。”
“从哪里搬？”
“旧仓库。”
“旧仓库在什么位置？”
德、奇、小、说、网、首、发。请、搜、索、关、注、德、奇、小、说、网。
“学校后面，靠着围墙。”
“你昨天说是城南。”
周小军低下头，不说话。
赵伟把两份笔录并在一起，“到底在哪儿？你别想着说少一句就能过去。地址不清楚，木板也不可能自己走到墙根。”
过了半分钟，周小军才说：“城南旧机修厂，原来存废料的棚子。陶文斌说那里没人去，让我把东西先搬出来。”
“为什么是晚上？”
“他说白天有人看见不好。”
“谁会看见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木板后来去哪儿了？”
“我搬到墙边，陶文斌叫我回去拿绳子。等我回来，东西已经不在了。”
“你没问？”
周小军把手放到膝盖上，指甲缝里的黑色污垢清晰可见。
“陶文斌说别问。”
“他说什么？”
“他说有人替我担着。”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周小军摇头，“我真不知道。”
江阳走进讯问室，把黑本上那一页的照片放到桌面上，却没有推到周小军手边。
“你见过这本本子吗？”
周小军看了一眼，脸色立刻变了。他的眼神先落在红线上，又挪到最后那一行字上。
“我没见过。”
“你不用急着回答。”江阳说道，“我们只问你看见过什么。九八年六月七日晚上，陶文斌有没有带过一本黑皮本？”
周小军的喉结动了一下。
“他手里有个本子，黑的，装在衣服里面。”
“是不是这个？”
“看不清。”
“有红线吗？”
“好像有。”
这句说出来以后，周小军像是一下子泄了气，靠在椅背上。
“那晚十点多，陶文斌叫我去旧机修厂。我到棚子里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旁边还有一个人，戴眼镜，穿白衬衫。”
“张友川？”
“我不知道名字。”
“你以前见过他吗？”
“在培训部见过。那个人说话很快，来找过陶文斌。”
“他们说了什么？”
“我在外面搬东西，只听见陶文斌说，‘账不能再放了’。戴眼镜的说，‘已经有人看见了’。后来他们让我要把木板搬走。”
“为什么搬到学校后墙？”
“他们说墙边有个地方能挡住。”
“挡住什么？”
周小军抬头看着江阳，嘴唇动了几次，才挤出一句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江阳没有追着问。他把照片收回文件夹，起身时看到周小军的目光一直追着那条红线。
“你还想起什么，随时告诉我们。”
周小军忽然叫住他。
“江警官。”
“还有事？”
“那个戴眼镜的，袖子上有一块白印。”
“什么白印？”
“像粉笔灰。他那天一直擦袖口。”
江阳看了他两秒，点了点头。
从讯问室出来，景怡迎了上来。
“技术室有结果了。黑本上的指纹很杂，前几页有赵晓燕和张友川的，后面那页提到六月七日的字迹，暂时只发现一个残缺指纹。”
“周小军的？”
“不是。指纹纹路太少，暂时不能认定。”
“账目呢？”
“有个名字反复出现，叫‘林晚秋’。她不是收款人，是在备注栏里被写了三次。第一次后面是‘退’，第二次是‘追’，第三次只有一个问号。”
江阳把这三个字记在本子上。
“再查汇款底单。赵晓燕有没有用过别的名字，培训部的收款账户是谁开的。”
“已经让秦束去银行了。”景怡说道，“不过九八年的资料不一定全。”
“能找到一张是一张。”
中午之前，秦束从银行赶回分局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到桌上，先喝了半杯凉水。
“账户开在县城信用社，户名是新声文化培训部，负责人赵晓燕。九八年五月到六月，一共收进二十七笔款，转出三笔。三笔转出都去了一个私人账户，户名叫陶文斌。”
“金额？”江阳问。
“第一笔八百，第二笔一千二，第三笔三千。每笔都在林晚秋出事前后。”
景怡把银行底单摊开。第三笔的日期是六月七日下午，金额三千元，附言栏里写着四个字：材料费。
“这笔是谁存的？”江阳问。
“银行只留着经办柜员的名字，现金存入，没有身份证复印件。”秦束说，“不过柜员还在，现在是信用社主任，答应下午过来说明。”
付秉毅敲了敲桌面。
“六月七日下午收三千，晚上林晚秋出事。这个时间太接近，但仍然只是时间上的接近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江阳说道，“先把资金流向查清。”
下午两点，老柜员来了。她姓罗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进门后先看了一眼底单。
“这张我有印象。”罗主任说，“那时候培训部经常来存钱，赵晓燕自己来得多。六月七日这笔不是她存的。”
“您记得是谁？”
“一个男的，三十岁上下，戴眼镜，穿白衬衫。说话挺客气，还问我能不能把备注写成材料费。”
江阳和付秉毅对视一眼。
“您当时为什么记得？”
“他拿出的零钱多，三千块全是旧票子，我点了两遍。后来他又问，如果退费，钱从哪个账户出。我说按规定从原账户走，他就没再问。”
“您能确定是张友川吗？”
罗主任皱着眉想了一会儿，“我只见过那一次，不能百分之百确定。不过你们给我看的照片里，像是他。”
江阳把照片收回，不让她继续看。
“我们按不确定记录。您还记得他离开时拿了什么吗？”
“一个黑色本子，夹着红线。他把本子放在柜台上，写完以后又拿走了。”
“本子上有没有写名字？”
“我没看清，只看见第一页上有‘林’字。”
证言做完，罗主任在笔录上逐页签字。她起身时忽然回过头。
“你们查的是林老师的事吧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时候她来过一次。她问我培训部有没有给学生退过钱。我说银行只看转账，不知道谁退没退。她站在门口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，‘孩子的钱不能让人拿去填窟窿。’”
“她有没有说窟窿是什么？”
罗主任摇头，“没有。她看着挺生气，也挺害怕。”
送走罗主任以后，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。窗外有人在院子里倒车，喇叭按了一声，又很快停下。
景怡拿出一份刚打印的材料。
“陶文斌的现住址查到了，在城南旧机修厂附近。厂子早就倒闭了，里面现在分成几个小仓库。他本人在县运输公司做过十年，前几年下岗，现在给人修摩托。”
“去找他。”付秉毅说道。
“要不要先申请搜查？”秦束问。
“先询问。”江阳说道，“没有新的现场证据，直接搜查容易打草惊蛇。”
旧机修厂离分局不远，骑车只要十分钟。院墙上还留着当年的红色标语，字被雨水冲得只剩下半边。大门旁边新钉了一块木牌，写着“摩托维修，补胎，电瓶”。
陶文斌正在给一辆嘉陵摩托换火花塞。他四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右手拇指少了一截。看见警车停在门口，他先把工具放下，拿毛巾擦了擦手。
“找谁？”
“陶文斌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我们是分局刑侦队的。关于九八年青山乡中心小学的一起死亡案件，想向你了解情况。”
陶文斌的眼神在三个人脸上扫了一遍，最后落到江阳胸前的证件上。
“那案子不是早结了吗？意外摔倒。”
“现在有些材料需要重新核对。”
“我一个修车的，能知道什么？”
“你当年给周小军做过担保。”
陶文斌笑了一下，“乡里乡亲的，写个名字而已。”
“六月七日晚上，你有没有让周小军去旧仓库搬木板？”
笑容从他脸上慢慢退下去。
“没有。”
“周小军已经说了。”
“他怕担责任，什么都能往我身上推。”
江阳没有马上拿出笔录，只问：“你那天晚上在哪里？”
“在家。”
“谁能证明？”
“我媳妇。”
“当时她的住址？”
陶文斌眉头一皱，“你们查这个干什么？”
“核对时间。”
“十年了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”
“所以更要把能记得的人找出来。”
陶文斌把毛巾搭在肩上，转身走进维修棚。棚子里堆着几只铁桶和旧轮胎，后墙靠着一扇拆下来的木门。江阳注意到木门背面有几道新旧不一的刮痕，像曾经被什么东西拖过。
“这里以前是旧机修厂的仓库？”
“现在是我的铺子。”
“九八年六月七日，这里有没有人来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景怡站在门外，忽然看见墙角有一个已经生锈的铁制货架。货架底层积着灰，灰里压着几截旧麻绳。她没有碰，只用相机拍了下来。
陶文斌看见她的动作，脸色一沉。
“你们来问话就问话，别乱拍我的东西。”
“只是记录现场。”景怡说道。
“这里不是案发现场。”
江阳看着他，“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
陶文斌冷笑一声，低头点烟。打火机连按两次才着，烟雾把他的眼睛遮住了一半。
“林老师的事，我听说过。她是自己摔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
“她出事前一天，你有没有去过学校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没有见过张友川？”
“谁？”
“新声培训部负责招生的人。”
陶文斌把烟头在铁桶边磕了磕，“不认识。”
江阳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九八年培训部的登记复印件。收款人一栏旁边，有三笔转账记录，户名都是陶文斌。
“那这三笔钱从哪儿来的？”
陶文斌盯着纸面，过了几秒才说：“借我的账户走一下，赵晓燕让我帮忙收。”
“为什么不用她自己的账户？”
“她说培训部刚开，账户还没办好。”
“六月七日那三千块，是谁存的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银行柜员说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。”
“戴眼镜的人多了。”
“他是不是张友川？”
“我说了，我不认识。”
江阳把底单收起来，语气没有变化：“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周小军说你们在旧仓库谈过账，为什么六月八日你让他离开学校，为什么账本里写着六月七日木板已经放到后墙？”
陶文斌的烟灰掉在鞋面上。他没有立刻弹掉，直到烟头烧到手指，才猛地一抖。
“你们拿一本破本子就想定我的罪？”
“我们只是在核对。”
“那你们慢慢核对。”
他把烟头扔进铁桶，转身去拿扳手。江阳看见他右手拇指的缺口，忽然问：“你的手指什么时候伤的？”
“修车伤的。”
“哪一年？”
“忘了。”
“是九八年六月之前，还是之后？”
陶文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这跟案子有关系吗？”
“目前还不知道，所以要问。”
陶文斌没有回答。
江阳记下这个停顿，合上本子。“我们会再来。”
三个人走出维修棚，景怡低声说道：“他撒谎的地方很多，但没有一句能直接对上。”
“先查他的手。”江阳说道，“九八年的工伤、医院记录、厂里同事，都要找。”
“还有那几截麻绳。”景怡回头看了一眼，“灰是新的，绳子却很旧。要不要申请提取？”
“先请技术人员来拍照、取样，别动现场。”
他们刚走到门口，维修棚里突然传来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声。江阳回头，看见陶文斌站在货架旁，正弯腰捡东西。他的身体挡住了货架底层，像是故意不让人看见。
江阳停了两秒，没有回去。
“景怡，通知技术室。”
回到分局，秦束已经把九八年县医院的旧病历复印件送来。陶文斌的右手拇指在六月六日晚上做过清创，登记理由是“机械挤压伤”，接诊医生的备注只有一句：患者拒绝说明受伤地点。
“时间对上了。”景怡说道。
“只能说明他在六月六日受过伤。”江阳翻着病历，“还不能说明和林晚秋有关。”
“可他今天说忘了。”
“撒谎是事实，伤因还要查。”
付秉毅走进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只小型录音机。
“技术队从黑本里发现一个夹层。”
江阳抬起头。
“封面里面有一层薄纸，原来被胶水粘住了。刚刚取出来，里面只有一段录音带的编号，还有半张纸。”
“录音带在哪里？”
“查封清单里那盒旧磁带，已经送去修复。编号是‘A-06-07’。”
付秉毅把半张纸放在桌面上。纸边参差不齐，像从本子里硬撕下来的。上面是同一种细硬的钢笔字，只写着三行：
“不是摔倒。”
“她知道钱去了哪里。”
“如果我来不及，把原稿交给周老师。”
最后一个字被水渍晕开，只剩下半个“周”。
景怡盯着那半张纸，轻轻吸了一口气。
“周老师是周雪梅？”
“目前看，只有她。”江阳说道。
付秉毅拿起电话，“马上联系周雪梅，问她手里那本字帖什么时候拿到的，林晚秋有没有当面说过这几句话。”
电话拨出去很久才接通。周雪梅正在学校上课，听见江阳说明情况后，声音明显发紧。
“林老师没说过‘原稿’两个字。”
“那她有没有把什么东西交给你？”
“就是那本字帖。她说让我收着，说以后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她没有留下别的东西。”
“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出事前两天。”
“她当时有没有提到培训部？”
周雪梅沉默了一会儿，“她说账目有问题，有人把学生交的钱转走了。她已经找到一份原始鉴定意见，准备把两件事一起交给县里。”
“原始鉴定意见在哪里？”
“她没有告诉我。她只说，东西不能放在家里，也不能放在学校。”
“那本字帖里有没有夹东西？”
“我没翻过。”
“现在还在你家吗？”
“在。”
江阳放慢语气：“周老师，等我们过去提取。无论里面是什么，都先保持原样。”
“江警官。”周雪梅突然问，“是不是有人想把它找出来？”
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“昨晚有人敲我家门。敲了三下，没说话。我开灯以后，门外没人。”
办公室里一下安静下来。
“你有没有看见人？”
“没有。门缝下面有一张纸，早上我才发现。”
“纸还在吗？”
“我没敢动。”
“把门锁好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们现在过去。”
江阳挂断电话，立即叫上景怡和赵伟。付秉毅留在分局安排对陶文斌的控制，同时通知技术室准备物证袋和照相设备。
周雪梅住在老城区一栋六层家属楼里。楼道的声控灯坏了两盏，白天进去也显得昏暗。她打开门，先让几个人穿上鞋套，然后指着门缝边的一张白纸。
纸只有巴掌大，上面没有字，正中却画着一条红线。
那条线很直，像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，末端打了一个结。
景怡蹲下拍照，赵伟在楼道口观察四周。江阳没有碰纸，只问：“你昨晚几点听见敲门？”
“十一点二十左右。”
“你当时在做什么？”
“备课。敲门声很轻，我以为是楼上的孩子。”
“有没有听见脚步？”
“没有。过了大概半分钟，我才走到门口。”
江阳抬眼看了看楼梯。门口正对着消防通道，右边是一扇常年关不严的窗，窗外能看见一条狭窄的巷子。有人如果从楼梯下去，不到十秒就能绕到后门。
“字帖在哪里？”
周雪梅把他们带进卧室，从衣柜最下层取出一个旧纸盒。纸盒外面包着两层报纸，报纸的日期是九八年六月三日。她一直没有拆过。
技术人员现场拍照、编号。江阳戴上手套，沿着胶带边缘慢慢剪开。里面是一册蓝布封面的字帖，封面上写着“兰亭序”三个字。前面几页是林晚秋的临摹，字迹端正，越往后越急，最后一页只写了半行。
“风急天高，纸在……”
后面的字被撕掉了。
景怡把字帖翻到封底，夹层里落出一张折叠的薄纸。纸上没有原始鉴定意见，只有一串数字：6-17-3，后面画着一个小小的黑点。
“像档案号。”赵伟说。
江阳没有出声。他想起档案室登记本上的日期，九八年六月十七日，正是那份原始意见被转交的日子。
“再看纸盒。”他说。
周雪梅把纸盒递过来。盒底有一层硬纸板，边角比其他地方厚。技术人员用镊子撬开，里面藏着一张已经发脆的复写纸。
复写纸上只剩下几行模糊的字：
“检验编号：98-0617。”
“死者颈部……”
“意见：不能排除……”
最后一行被人用黑墨水涂掉，墨迹下面还能看见一个“外”字。
江阳拿出手机，把现场情况逐项报告给付秉毅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付秉毅说：“先封存。周老师今天搬到亲属家住，安排两个人轮换保护。复写纸和字帖送市局文检，原始鉴定意见按编号追。”
“明白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周雪梅站在门边，脸色发白。
“江警官，”她问，“这是不是林老师说的那份东西？”
“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
“她是不是没有摔倒？”
江阳看着她，没有越过证据给出结论。
“我们会把每一处疑点查清楚。”
周雪梅点了点头，手指却一直捏着衣角。
离开家属楼时，天色突然阴了下来。巷子里一辆黑色摩托车从他们身边驶过，车速很快，后座的人回头看了一眼周雪梅家的窗户。
赵伟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。
“要不要拦？”
江阳抬手阻止，“记车牌。”
摩托车拐进巷口，车牌最后两位被泥挡住，只能看清前面的县牌和一个“7”。
“先别追。”江阳说道，“把方向报给路口民警，查清车主再说。”
回到车上，景怡把那张红线纸的照片调出来。红线的末端有一个很小的分叉，和黑皮本上夹着的红线结法不同。
“不是同一根。”她说。
“但画线的人知道黑皮本的样子。”江阳说道。
“或者他只是想让我们这么想。”
江阳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旧楼和电线杆，没有回答。手机在这时响了，是市局技术室打来的。
“江警官，黑皮本上的残缺指纹有初步结果。”
“是谁？”
“不是张友川，也不是赵晓燕。指纹比对库里没有完全匹配，但有一处特征和九八年卷宗里的一枚指纹相似。”
“哪份卷宗？”
“林晚秋死亡案的现场勘查记录。指纹属于当年的记录人员，名字叫陶文斌。”
车里没人说话。
技术员又补了一句：“只能说特征相似，不能直接认定是同一枚。还要等完整比对。”
“把原始数据发过来。”江阳说道，“再查陶文斌当年有没有接触过现场物证。”
电话挂断，景怡问：“他不是说自己没去过学校吗？”
“他说过很多次不认识、不知道。”江阳说道，“现在最要紧的是确认，指纹是怎么留在本子上的。”
付秉毅又打来电话，声音很沉。
“市检察院那边查到一件事。九八年六月十七日，县局刑侦科确实收过一份原始鉴定意见，但登记人不是沈国安，也不是当年的专案组成员。”
“是谁？”
“陶文斌。”
江阳握紧了手机。
“他当时只是运输公司的临时司机，为什么能进刑侦科？”
“登记上写的是‘协助送达’。更奇怪的是，材料签收之后，没有再进入卷宗。”
“原始意见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还在查。县局旧档案室下午要清理一批受潮材料，我们已经让他们暂停。你们马上回来，准备去现场。”
车外响起第一声闷雷，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，很快连成一片。江阳把黑皮本的照片、字帖里的数字和六一七登记日期排在一起，最后一行数字像一根没有拉直的线，指向十年前那个被撕掉的下午。
他抬头对景怡说：“通知秦束，查九八年六月十七日当天，陶文斌驾驶的车辆和出入县局的登记。再让赵伟去找石建国，问他有没有见过那份原始意见。”
“如果石建国也不说呢？”
“那就问他为什么在审批表上留下了半个‘石’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