补充调查目录是前一天晚上定下来的，江阳拿红笔在每一项后面标了优先级，排在最前面的一项，是“于光明、沈国安完整人事档案调取”。
七天倒计时，从今天开始算。
第二天一早，景怡揣着介绍信去了市人事局。机关档案室在三楼，走廊里堆着一摞摞牛皮纸袋，管档案的大姐戴着蓝布套袖，听说要调两个人的全套人事档案，先核了介绍信，又让她在登记簿上一项一项签字，这才搬着梯子到铁架子上一盒一盒找。
两个人的档案分在两个柜子里，大姐踩着梯子上下两趟，额角都出了汗，嘴里还念叨，说这套东西按规矩不能出档案室的门，景怡陪着笑脸解释了半天办案需要，又补了一张借阅清单，前后折腾了小半个钟头，才把两个档案盒借了出来。
档案拿回专案组办公室的时候，江阳正站在白板跟前，付秉毅和秦束都在。
几个人头凑在一处，先翻于光明那一本。
于光明今年四十三岁，档案从学校开始记起，一路念到政法学院毕业，分配进市检察院公诉科，科员、助理检察员、检察员，一步一步都很齐整。那些年的考核表、调资表一张不缺，评语写得也好，业务扎实、能吃苦、出庭沉稳，还立过一次三等功。
转折出现在十年前，履历表上写着“因个人原因辞职”，审批栏里盖着院办的章，落款是他本人的签字，字迹工整。再往后，整整两年是空白的，没有工作单位，没有调动材料，连社保缴费记录都断了。
等这个名字再一次落到纸面上，已经是一张工商营业执照，店名“光明通讯”，经营者于光明，经营范围是手机零售和维修。
“前面的路走得这么顺，三等功都立了，说辞就辞了。”
付秉毅把搪瓷缸搁在桌沿：“辞了以后两年没影，再冒出来修手机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没见过这么跳的。”
秦束在旁边翻那几张考核表：“师父你看，他辞职前一年的考核还是称职往上，一点征兆都没有。”
“真要走的人，档案上都看不出征兆。”江阳说，“能看出来的，都是走给别人看的。”
他没在这本上多停，翻开沈国安那一本。
沈国安的档案更厚，纸张新旧不一，前面的学历、招工、调动都对得上。翻到中间，江阳的手停住了。
那几页不见了。
撕是能看出来的，撕会留下毛边。
这几页是顺着装订线整整齐齐抽走的，装订线上有重新穿订的痕迹，新线压着旧孔，线的颜色都对不上，前后两页的页码连不起来，中间空出四个页码。
秦束拿铅笔把前后页码抄在纸上，顺着年份一排，空出来的正好是十年前前后那一段。
这一段的履历表上只写着“外省某商贸公司业务员”，公司名字写得笼统，连个具体地址都没有，再往后，是从这家查不到底子的商贸公司，调入恒运商贸有限公司。
秦束把档案举到窗边，对着光看那道装订线：“江哥你看，这线是后穿的，原来的线发暗，这截线新，针脚也比别处密。抽页的人怕散，多绕了两圈。”
“抽页的人懂行。”
江阳把档案平摊在桌上，指尖点着空页码的位置：“知道顺着装订线拆，抽完再订回去，不细看发现不了。”
景怡凑过来：“抽走的那几页，应该是什么？”
“按年份和前后履历推，”江阳说：“是他在市公安局技术科的那几年，职务一栏，法医。”
办公室里静了两秒，吊扇在头顶一圈一圈转。
付秉毅反应过来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沈国安当过法医？”
“现在还不能把话说死，但有人把他这一段，从档案里整段抹掉了。”江阳把两份档案并排摆在一起，“一个检察官辞职，一个法医的档案被人抽了页，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不是巧合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抽档案这种事，外人干不了，得是管得着人事材料的人，或者有本事支使管档案的人。”
付秉毅皱着眉没说话，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水。秦束低头在本子上记，把“外省某商贸公司”几个字下面重重划了一道。
江阳把两份档案装进文件袋：“景怡，跟我去一趟法医室。”
法医检验中心在另一栋楼，解剖室隔壁就是华振声的办公室，门上挂着白布帘，屋里一股消毒水混着旧纸张的味道，几个铁皮柜子从地面顶到天花板，标签贴得密密麻麻。
老法医戴着老花镜，正低头整理一份鉴定底稿，看见两人进来，把笔搁下了。
“华老，跟您打听个人。”江阳把沈国安的在押登记照递过去，五十来岁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梳得整齐。
华振声接过照片，举到亮处看了半天，又翻过来看背面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
“您在市局法医系统干了多少年？”
“算上县局那些年，二十六年。”华振声把照片放回桌上，“不过我调到市局才五年，之前一直在下面清河县局待着，零三年才上来。市局法医就那么几个人，来来去去我都有印象，没有这张脸。”
江阳问：“他档案里写的是外省调来的，您看这路子对得上吗？”
“外省调来的法医，我更不可能认识。”
华振声摘下老花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：“但有一点我跟你说清楚，如果他真在市局干过法医，哪怕只干过一年，技术科的老照片、值班表、鉴定书署名里，总会留下痕迹。档案是一张纸，说抽就抽了，这些零碎东西散在各处，抽不干净。你要真想查，别只盯着档案，去问人。”
“问谁？”
“各县的老法医。”
华振声把眼镜重新戴上：“市局的人换得勤，可能记不清，下面县的法医经常来市局开会、培训、会诊，人面广，谁跟谁搭过班子，谁是什么手艺，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。尤其是退休的那些老头，不坐班了，记性反倒好，十年前一桌吃过饭，都能给你报出谁坐在哪个位置、桌上上了哪几个菜。”
江阳点头：“行，听您的，跑各县。”
“你别嫌这是笨办法。”华振声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磨旧的通讯录，“那会儿没有电脑建档，人到没到、干过什么，全在人脑子里、在纸上。你们年轻，习惯了一敲键盘什么都出来，往前倒十年，查人就得靠腿。”
临走时他又叫住江阳：“还有条路子。省厅每年开春办一期法医培训班，一办半个月，各县市局的法医都去，同吃同住，一个教室上课，每期都拍大合影，合影存在省厅政治部。人要真在系统里待过，合影上跑不掉。”
江阳把这条也记进了本子。
回到办公室，他把一张本市地图摊在桌上，景怡递来红笔。
他在地图上圈出周边七八个县，外加两个邻市的地级市，一个个标上距离和车程，圈完一看，密密麻麻绕着市区摆了半圈。
“明天开始，跑一圈。”
景怡看着满地图的红圈：“这么多地方，七天够吗？”
“不够也得跑。”江阳把笔帽扣上：“档案被人抽了页，说明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沈国安当过法医。越是被抹掉的东西，越说明它重要。”
当天晚上，其他人都下班走了，江阳一个人留在办公室，在白板上写下三行字。
于光明：检察官，辞职。
沈国安：法医，档案缺页。
第三人：？
写完他退后两步看了一会儿，抬手把那个问号又描了一遍。
出发前的准备做了半宿。
江阳让秦束把沈国安和于光明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洗了一套，在押登记照、身份证底档、营业执照上撕下来的一寸照，一人凑了五六张，按年份排好，又多印了二十份辨认用的并排照。
景怡领了介绍信、空白笔录纸和印泥，往帆布包里塞了两本笔记本、一个保温杯，又往车上搬了一箱矿泉水和一包饼干。
「德」「旗」「小」「说」「网」「手打」「更新」
山区的县与县之间隔着路，错过了饭点是常事，这些东西都得备着。
第一站是清河县，离市区最近，开车一个半钟头。县局的院子不大，两棵老槐树遮着半个停车场，楼还是八十年代的红砖楼。
法医室在老办公楼一层，刘法医六十三，到了退休年纪又被所里返聘回来，白头发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衬衫，正蹲在柜子跟前整理标本瓶，瓶瓶罐罐摆了一地，见有人来，扶着腰慢慢站起来。
江阳说明来意，把沈国安和于光明的照片依次递过去。
刘法医戴上老花镜，一张一张看，看得很细，看完摇头：“没印象，这张脸没见过。”
换上于光明那张，还特意拿到窗边又看了一遍，还是摇头，“这个也没有。”
景怡在旁边记笔录，江阳又问了几句十年前市局技术科的事。刘法医搬了凳子让两人坐，自己也坐下，想了想，多说了一句：“你们要找十年前的法医，光看脸不行，人十年变样，胖了瘦了老了，照片对不上也正常。那时候市局技术科有个传统，每年开春组织各县法医去省里培训，一去就是半个月，同吃同住，一个教室上课，下课一个食堂排队。要是真在市局干过，省里培训的合影里应该有。”
“合影在哪儿能查到？”
“省厅政治部，或者省警校档案室，一期一张大合影，上头都印着年份和每个人的名字。”
刘法医说着，自己也蹲下去翻柜子，翻出两张卷了边的旧合影递给江阳：“我这儿还存着两张，都是九十年代末的，你们要看拿去复印，看完还我就行，老东西了，丢一张少一张。”
江阳接过来，两张合影上密密麻麻站了四排人，底下印着年份和培训班名称。
他一排一排从头看到尾，没有要找的脸，却把省厅这条线又记实了一分。
“那几年的培训班，管得严不严？”景怡问。
“严，点名一天三次，谁请假都登记。”刘法医说，“所以我说合影上跑不掉，去了的人都得站进去，缺一个都看得出来。你们按年份一期一期对，他哪年在系统里，哪年的合影上就有他。”
临走他又问刘法医，那几年市局技术科都有谁常下来。刘法医背着手想了想，报了三四个名字，又说这些人里有两个退了，一个调去了外省，江阳一一记下，道谢出门。
上车以后景怡发动车子：“下一站临溪，山路，得开三个钟头。”
“走。”
临溪县在山区，路越走越窄，后半程全是盘山道，弯道一个接一个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沟，会车都得减速靠边。
景怡开得稳，中途在路边的供销社加水歇了一回。
供销社是两间旧平房，门口的木头架子上摆着军用水壶和解放鞋，柜台上一台老式风扇吱呀吱呀地转。
看店的老汉拎着水壶给车水箱加水，收了两块钱。
景怡买了两根冰棍，递一根给江阳，两人就站在屋檐底下吃。
山风从沟底卷上来，带着潮气，比车里凉快。
“一个县能问出来的就这么几句话。”景怡看着对面的山，“这么跑，心里真没底。”
“问人就是这样，跑十个地方，九个说不知道，剩下一个说半句，就够了。”江阳咬了一口冰棍，“怕的是没人开口，不怕开口的人少。”
歇了十来分钟，两人接着上路，下午两点多才进县城。
县局的法医姓周，三十出头，是个年轻人，办公室桌上还摊着考研的书。他看完照片直摇头：“我十年前还在医学院念书呢，市局的人我一个都不认得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过我们所里有个退休的老法医，姓马，在县里干了三十年，去年刚退。他那人记性好，市局来过什么人、哪天来的、办的什么案，他都记得，你们可以去找他问问。”
周法医写了个地址，又补了一句，说马老退了以后不爱在所里待，一般就在家，去之前不用打电话，老人家没有手机。
两人找过去，马老法医住在县城边上的老家属院，院墙低矮，院门虚掩着。
老人正在院子里晒药材，几块竹匾摆在地上，晾着陈皮和几样叫不出名字的根块，满院子药味。
马老七十岁，背不驼，脸上有老人斑，手指上沾着土，听说是市局来了解情况的，先在围裙上擦了手，回屋搬了两个小板凳出来，又倒了两杯水。
江阳先递沈国安的照片。
马老接过去，眉头皱了半天，把照片拿远又拿近，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：“这个人……有点眼熟，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”
江阳没催，又递上于光明的照片。
老人看得更久，粗糙的手指在照片边上摩挲：“这个……也眼熟。”
“您慢慢想，不着急。”
江阳放轻了声音，“大概十年前，市局有没有人到临溪办过案子？”
马老法医张了张嘴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眼神往院门口飘了一下，最后摆了摆手：“年纪大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们要不再去问问别人？”
他把两张照片放回小凳上，起身去翻竹匾里的药材，背对着两人，一根一根把根块摆匀，意思已经很明白。
江阳没有逼问，掏出笔写了张手机号的纸条压在茶杯底下：“马老，您什么时候想起来，随时打这个电话，白天晚上都行。”
老人嗯了一声，没看那张纸条，也没再回头。
出了家属院，景怡坐进驾驶座，关上车门才开口：“他好像知道什么，但不想说。”
“两张照片他都说眼熟。一个干了三十年的老法医，不会两张脸都赶得这么巧。”江阳系上安全带：“他刚才眼神往门口瞟，是怕有人看见他跟我们说话。不想说就先不逼，这种老人，你越逼他嘴越紧。先把其他地方跑完，回头再来。”
第三站南州县，和邻市交界。
两人在临溪县城的招待所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就接着赶路，翻过两座梁，到南州县局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多。
县局法医姓王，五十多岁，黑脸膛，性子直爽，办公桌上摆着个大搪瓷缸，茶水泡得发黑，墙上钉着一张手绘的本县现场分布图。
他听说是来核实十年前的老人，把两张照片往桌上一铺，先看沈国安那张，只看了一眼，手掌就拍在了桌面上。
“沈国安？我认识！”
江阳和景怡同时抬起头。
“他不是市局技术科的法医吗？”王法医把照片捏起来又确认了一遍，“大概十年前，他来我们县出过一个现场，后山里发现的尸体，我配合的。人很斯文，戴金丝眼镜，话不多，可手艺好，取物证那一套动作干净利落，再细碎的东西到他手里都不糟践。”
江阳问：“你确定是他？”
“确定。”王法医说得没有半点犹豫：“那时候我刚当法医没多久，头一回跟着出这种现场，紧张得手都抖，镊子拿不稳。是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取物证、怎么封装、怎么在封口签字，边做边讲，一点架子没有。我干这行，头一个正经带过我的算他半个，这事我记一辈子。”
“他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……好像就没再见过了。”
王法医挠了挠头：“大概过了一两年，听说他不在市局干了，具体去了哪儿没人说，我问过市局相熟的人，也都含糊，一提他就岔开话头。怎么，他犯事了？”
“情况还在核实。”
江阳没多解释，又拿出于光明的照片：“这个人呢？”
王法医看了两眼：“这个……好像也见过。是不是检察院的？有一回案子移送，他来我们县取过材料，在县局大院里打过两回照面，穿个夹克，夹个公文包，看着文气。”
“他们两个人认识吗？”
“那肯定认识啊。”
王法医笑了一声：“一个法医一个检察官，经常在一个案子上打交道，何况他们俩。我记得他们关系还挺好，有一回在县局食堂吃饭，他俩坐一桌，聊得挺热乎，我端着盘子想凑个桌，人家说的都是案子上的事，哪个证据怎么取、笔录怎么固定，我坐了两分钟，插不上话，自己换桌了。”
江阳往前坐了坐：“和他们一起的，还有别人吗？”
王法医靠回椅背上，想了想：“好像还有一个警察……叫什么来着……”
他皱起眉，手指在桌面上一下一下敲，敲了好一会儿，嘴里念叨：“刑侦队的，跟他们一块儿来的，个子不高，人挺利索……叫什么……”
江阳心里那根弦绷了起来，他没有催，安静等着。景怡的笔悬在笔录本上方，也没出声。
王法医拍着脑门，脸都憋红了，名字就在嘴边，怎么都出不来。
江阳开口，声音不高，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姓石？”
王法医一愣，随即一巴掌拍在大腿上：“姓石！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！石，对，就姓石！”
景怡握着笔的手紧了一下，抬头和江阳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都没出声。
她低下头，接着问：“您再想想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名字真想不起来了，就记得姓石。”
王法医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是个刑警，市局刑侦队的，个子不高，人挺精神，走路快，说话也快，问笔录一句跟一句，嫌疑人在他跟前根本没空编。那时候他们三个经常一块儿出现场，检察官、法医、刑警，标配，走到哪儿都是绑在一起的。”
江阳问：“他们一起办过什么案子，您有印象吗？”
“具体案子记不清了，就记得有一回他们来我们县办一个大案子，在县里待了好几天，县局专门给腾了一间办公室，夜里灯都亮着。”
王法医回忆着：“那时候我还跟同事念叨，市局来的这三个人配合得真默契，一个负责问话，一个负责验尸，一个负责起诉，人称铁三角，外人谁都插不进去。”
“他们三个，谁拿主意？”江阳问。
“现场上的事听沈法医的，他说取什么就取什么，说尸体怎么摆就怎么摆。问人的事听姓石的，他主问，于检察官在旁边听，偶尔补一句，补的那句准在要害上。”
王法医说着自己先点了点头：“看着各管一摊，其实谁都离不了谁。有一回为了个死亡时间，姓石的跟沈法医在办公室争到后半夜，第二天于检察官一来，三句话给他们捋顺了，两个人都服。”
景怡一边记一边问：“于检察官话多吗？”
“话不多，可心里有数。”王法医说：“他们三个在一块儿，话最多的是姓石的，沈国安居中，于光明最沉。你别瞧他不吭声，最后拍板的往往是他。”
“后来呢？这三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王法医的声音低了些：“后来……好像就散了。先是那个姓石的警察，听说出了什么事，不在刑侦队干了。再过一阵，于检察官也辞了，沈法医也走了，前后也就一两年工夫，三个人一个都没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”
“因为什么事？”
“具体什么事，我们下面县的不清楚。”王法医摇了摇头：“只听说好像是办错了什么案子，闹得挺大，市局那边压着不让议论，我们也是吃饭时听人提了一嘴，再追问，就没人肯说了。这种事在系统里常见，风头一过，人就都不提了。”
江阳把这些话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，又请王法医把那几年南州县局留存的协查、会诊记录找一找。王法医应着，蹲到档案柜前翻了半天，柜子里的旧材料用麻绳一捆一捆扎着，落了一层灰。他翻出两张泛黄的值班签到表，上头有沈国安的签名，旁边还有一个潦草的“石”字，名字那一块被水渍洇开了，笔画糊成一团，怎么都认不全。
“就这些了。”王法医拍着纸上的灰：“那会儿签到都用钢笔，值班室漏过一回雨，泡坏了不少。”
江阳把签到表拿到门口复印了一份，折好收进文件袋。
临走前，王法医一直送到楼道口，还在念叨：“你们要真找着那个姓石的，替我问声好。当年我头回出现场，他还塞给我一包烟，说新手别紧张，手稳心就稳。这话我后来带新人，年年都讲。”
江阳应了一声，没接更多的话。
出了县局大楼，景怡去开车，江阳站在台阶上，把本子上刚记下的几行字又看了一遍。
检察官、法医、刑警，十年前的铁三角，如今一个死了，一个在押沉默，还有一个，连名字都要凑不齐了。
他合上本子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
车开上回市局的省道，两边是成片的玉米地，叶子被晒得打了卷。八月底的日头还毒，车窗开着，灌进来的风都是热的，带着一股土路的尘味。
景怡开车，江阳坐在副驾，从上了路就一直没说话，本子摊在膝盖上，铅笔压着那页纸，一页没往后翻。
过了很久，景怡目视前方，先开了口：“姓石的警察……石小雨也姓石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景怡握着方向盘，沉默了几秒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你觉得是巧合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