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阳看着窗外成片的玉米地，过了几秒才开口：“不是巧合。但证据不够，不能凭一个姓就下结论。”
景怡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没再说话。车在省道上开了半个多钟头，两人都没出声，只有风从车窗灌进来，吹得副驾上的笔录纸哗哗响。
回到市局已经是傍晚，专案组办公室里只剩秦束一个人，趴在桌上整理今天的辨认笔录。江阳把南州县带回来的签到表复印件递给他，让他和之前的材料归到一处。
“明天接着跑。”江阳在地图上把剩下几个县圈出来，“清河县、临溪县、南州县都跑过了，还剩北边三个县，外加邻市两个点。”
景怡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放：“北边那几个县更远，有两个还不通班车，得开车绕山路。”
“绕也得跑。”江阳把红笔帽扣上，“姓石的这条线刚露头，断了可惜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先去了北边的云山县。
县局法医室在老办公楼二层，退休老法医姓郑，六十七岁，所里返聘回来帮忙看标本。老人耳朵背，江阳说话得凑到他跟前。
把沈国安和于光明的照片递过去，郑老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，摇头说没印象。
江阳又问十年前市局有没有人来云山县办过案，老人放下照片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
“案子嘛，”他拖长了声音，“十年前好像是有一桩，市局来了几个人，在县里待了小一个礼拜。什么案子我记不清了，就记得是个女学生死了，好像是大学生，家里闹得凶。”
江阳往前坐了坐：“您再想想，什么学校的女学生？怎么死的？”
郑老摆手：“具体的我真不知道，那案子不归我们县局管，市局直接接走的。我就听说一嘴，说那女学生从楼上掉下来的，家里不服，后来就没动静了。”
江阳还想再问，郑老已经起身去柜子里翻标本瓶了，背对着他们，意思很明白。
从云山县出来，景怡一边发动车一边说：“女大学生，从楼上掉下来，家里上访被压下去。这案子听着就有问题。”
“先记着。”江阳在本子上写下“九八年江城大学女生坠楼案”几个字，又在后面打了个问号，“名字是我猜的，回头查卷宗对。”
第二站是北原县，离云山两个钟头车程。县局法医姓孙，四十来岁，正在办公室写鉴定书。听完来意，把照片扫了一眼就推回来：“十年前市局的人我哪记得，我那时候还在乡下派出所呢。”
江阳又问了几句，孙法医只是摇头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两人起身告辞。
走到门口，孙法医忽然叫住他们。
“哎，你们等一下。”他放下笔：“你们要查人，别只问脸。去省厅政治部查培训班合影，那时候每年开春办一期法医培训班，各县市局的人都去，同吃同住半个月，每期都拍大合影，合影上跑不掉。”
江阳点头：“这条线有人跟我们提过。”
“提过你就更该去。”孙法医说，“脸会变，名字不会变。合影背面都印着名字，按位置排的，你找到人，对名字就行。”
出了县局，景怡看了一眼表：“还剩最后一个县，天黑前能到。”
“不去了。”江阳说，“直接回市局。”
景怡愣了一下：“不跑了？”
“跑县的活儿差不多了。”
江阳把本子合上：“云山郑老给了个案子方向，北原孙法医又提了一遍合影。再跑下去也是重复。明天我去省厅查合影，你留在市局整理这几天的笔录，把所有提到姓石的地方都标出来。”
景怡应了一声，调转车头往回开。
山路绕得人发晕，开到半山腰一个供销社门口，景怡把车停下。
供销社是两间旧平房，门口木头架子上摆着军用水壶和解放鞋，看店的老汉拎着水壶给车水箱加水，收了两块钱。
景怡买了两根冰棍，递一根给江阳，两人站在屋檐底下吃。
山风从沟底卷上来，带着潮气，比车里凉快。
“这么跑，心里真没底。”景怡看着对面的山，“跑了四五个县，有用的就那么几句话。”
“问人就是这样。”江阳咬了一口冰棍，“跑十个地方，九个说不知道，剩下一个说半句，就够了。”
歇了十来分钟，两人接着上路。
当晚住在临溪县城的招待所，两人在房间里对笔录。景怡把白天记的几页纸摊在床上，一条一条念，江阳在本子上核对。念到郑老说的女大学生坠楼，景怡停了一下。
“你是不是早就怀疑了？”她问。
“从王法医说姓石的那一刻起。”江阳把笔搁下，“但我不敢信。一个姓说明不了什么，真要对上了，牵扯的事太大。”
景怡没再问，低下头接着念笔录。
同一时间，市局档案室里，秦束还在加班。
桌上摆着一桶泡好的方便面，已经坨了。
他翻到一本旧的借阅登记簿，九八年那一页，有一行字被人用涂改液涂过，又在上面重新写了名字。
涂改液已经发黄，上面的字墨迹深浅不一，只能辨认出最右边一个“石”字。
秦束一下子来了精神，掏出手机给江阳打电话。电
话响了半天才接，背景里有电视的声音。
“江哥！我发现个东西！”
秦束声音压不住：“九八年的借阅登记，有一行被涂改了，只能认出一个石字！卷宗调走了没还！”
电话那头江阳的声音顿了一下：“你慢点说我听不清。”
秦束深吸一口气，又说了一遍。
“登记簿原件你收好，别让别人动。”江阳说：“复印一份留着，明天我回去看。”
挂了电话，秦束把登记簿抱回柜子里锁上，钥匙在手里掂了掂。赵伟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拎着两个馒头，看见秦束还在忙，凑过来说：“先吃饭，面都坨了。”
秦束头也没抬：“等会儿，这页看完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江阳坐长途汽车去了省城。省厅政治部在老办公楼四层，档案室管钥匙的老管理员姓崔，五十来岁，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老花镜。
江阳递上介绍信，说明要查九十年代末的法医培训班合影。崔老看了一眼介绍信，从柜子里搬出十几本相册，一年一本，摞在桌上足有半尺高。
“九六年到两千年，都在这儿了。”崔老把相册推过来，“你慢慢翻，别弄折了，这些都是孤本。”
江阳从九六年那本开始翻，一页一页看过去。
合影都是大尺寸，四排人站得密密麻麻，底下印着年份和培训班名称。
九六年没有，九七年没有，翻到九八年那本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照片上，第二排靠左的位置，站着沈国安。
他比现在年轻十岁，头发还黑着，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表情严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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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国安旁边，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精瘦男人，个子不高，眼神锐利，嘴角抿着。
江阳把照片抽出来，翻到背面。
背面印着名单，按位置排列，第二排从左到右一个个名字往下数。
数到沈国安旁边那个位置，三个字清清楚楚：石建国。
江阳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白纸，把合影复印了一份。
原件放回相册，复印件折好收进文件袋。
崔老在旁边喝茶，问了一句：“找着人了？”
“找着了。”
江阳没多说，把相册一本一本码齐：“谢谢您。”
从省厅出来，江阳没有直接回江城。他在车站问了路，转乘公交车去了城东的华盛五金厂。
路过一条商业街的时候，街边一间手机维修店门口贴着转让告示，红纸黑字写着“诚信手机维修，整体转让”，江阳扫了一眼，没停脚。
五金厂在老工业区，门口的牌子漆都掉了，院子里堆着角铁和钢管。
门卫室一个老头听说是来找以前的老工人，打了个电话，没多久一个穿劳动布工作服的中年人从车间出来。
“我是厂里的副厂长，姓刘。”
中年人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：“你找石建国？他不在了，我们都知道。”
江阳说明来意，想了解石建国在厂里的情况。
刘副厂长把他领到门卫室旁边的小接待室，倒了杯水。
“石建国是半路进厂的，大概九八年九九年那阵来的。”刘副厂长想了想，“之前的经历他自己不说，厂里也没细问。那时候厂里缺人，会看图纸会算料的人不好找，他一来就能上手，厂长直接留了。”
“他以前干什么的，你们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刘副厂长摇头，“他只说以前在外面干过，具体哪儿干的、干什么，从来不提。我们也不好追着问。”
“他在厂里表现怎么样？”
“人很稳，话不多，做事有条理。”刘副厂长说，“车间里出了纠纷，工人吵架或者为工时扯皮，他几句话就能摆平。说话做事都有章法，厂长还说过，这人屈才了。”
江阳问了入职时间，刘副厂长翻了翻考勤底子，说九八年十月入的职。
江阳在本子上记下这个时间，和铁三角散伙的时间对了一下，正好对上。
从五金厂出来，江阳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九八年十月，石建国离开刑侦队，进了五金厂。
于光明辞职，沈国安档案被抽页，三个人前后脚离开了原来的位置。
他掏出手机给秦束打了个电话，问借阅登记那边还有没有新发现。
秦束说又翻出两本被涂改的登记，但都只能认出半个字，正在仔细辨认。
江阳让他继续，把原件都锁好。
挂了电话，江阳没有回市局，而是转车去了临溪县。
马老法医还在院子里晒药材，几块竹匾摆在地上，晾着陈皮和几样根块，满院子药味。
看见江阳一个人来，老人愣了一下。
江阳没绕弯子，把合影复印件从文件袋里拿出来，递到老人面前。
“马老，您再看看这个人。”
马老接过照片，先看了一眼沈国安，目光移到旁边那个精瘦男人脸上，停住了。
老人沉默了很久，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，最后叹了口气。
“他叫石建国。”
马老的声音低了下来：“当年是市局刑侦队最能问的人。”
江阳没有催，在小板凳上坐下来，等着。
“十年前那个案子，”
马老终于开口：“是个女大学生，从学校楼上掉下来的。市局成立了专案组，石建国是主办，沈国安做法医，于光明是提前介入的检察官。三个人绑在一起查了半个多月，最后定了意外坠楼。”
“石建国认这个结论？”
“不认。”马老摇头：“结案会上，他跟领导拍了桌子，说人不是他杀的，这个结论不能签。后来被调离刑侦队，去了后勤。再后来就听说辞职了，没人知道去了哪儿。”
“于光明和沈国安呢？”
“石建国走了以后，于光明也辞了，沈国安过了一年也走了。”马老说：“三个人，一个不剩。”
他抬起头看着江阳：“那个案子，我们下面县的都知道有问题，但没人敢提。提了的人，都没好下场。”
江阳把马老的话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，又问了几个细节。
马老知道的也有限，很多事他也是听来的，说不准。
临走时，江阳把手机号又写了一张纸条压在茶杯底下。
马老这次没有推辞，收了起来。
回到市局已经是第三天傍晚。
办公室里没人，江阳把合影复印件、五金厂入职时间、马老的笔录、秦束发现的涂改借阅登记，一样一样摊在桌上。
他走到白板跟前。
白板上还写着前几天的三行字：于光明，检察官，辞职。沈国安，法医，档案缺页。第三人，问号。
江阳拿起板擦，把“第三人：？”
擦掉，重新写上：石建国，刑警，调离，辞职，死亡。
他退后两步看了一会儿，又在下面补了一行：石小雨，石建国女儿，被江有志诱骗，自杀。
写完，他把笔搁在笔槽里，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。
窗外天黑透了，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，亮了又灭。
第二天一早，江阳把付秉毅叫到小会议室，把门关上。
付秉毅端着搪瓷缸，一脸莫名其妙：“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？”
江阳把材料一样一样摆到桌上：合影复印件、背面的名单、五金厂入职证明、马老的辨认笔录、涂改的借阅登记。
付秉毅一样一样看过去，看到“石建国”三个字时，手停住了。
“石建国？”他抬起头，“广场案那个石建国？他是个五金厂工人，怎么可能是市局刑警？”
“九八年之前是。”
江阳把合影推到他面前：“这是九八年省厅法医培训班的合影，第二排，沈国安旁边这个人，背面名单写着石建国。”
付秉毅盯着照片看了半天，又翻到背面看名单，嘴里念叨：“九八年，那时候我还在市局刑侦支队，怎么没印象？”
“他九八年就调离了，你那时候可能在别的队。”江阳说：“五金厂的入职记录是九八年十月，和铁三角散伙的时间正好对上。马老法医认了人，说他当年是市局刑侦队最能问的人。”
付秉毅放下照片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石建国来一中办退学的时候，”他终于开口：“我要是多问一句就好了。”
江阳知道他说的是石小雨退学那回事。付秉毅当时经手了手续，一直觉得哪里不对，但没深想。
“现在问也不晚。”江阳说，“他女儿的死，可能不单纯是自杀。”
付秉毅抬起头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“石建国当年因为那个女大学生的案子跟领导拍了桌子，被调离，后来辞职。”江阳说，“十年后，他女儿被江有志盯上，诱骗，自杀。江有志背后有人，那个人可能和当年的旧案有关。”
付秉毅的手攥紧了搪瓷缸，指节发白。
“走。”他站起来，“去找李刚。”
李刚已经内退，住在一中后面的老家属院。
江阳和付秉毅找到他家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客厅里喝酒，桌上一碟花生米，半瓶白酒。
看见付秉毅，李刚有些意外：“老付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问你点事。”付秉毅拉了把椅子坐下，“石小雨退学那回，你经手的，还记得吗？”
李刚放下酒杯，打了个嗝：“记得啊，去年六月的事。她爸来办的，先办转学，没办成，过两天又来办退学。”
“她爸什么样的人？”江阳问。
李刚想了想：“说话有条理，问的问题都在点子上。当时我还纳闷，一个五金厂的怎么懂这么多，转学政策、学籍档案、后续安排，问得比我还清楚。”
“他还问过什么？”
李刚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：“他问过我一句话，学校有没有外面的人来打听过他女儿。我说没有，他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。”
江阳和付秉毅对视了一眼。
“他还说别的了吗？”
“没了。”李刚摇头，“办完手续就走了，小姑娘跟在后面，一直不说话。”
从李刚家出来，两人在楼下站了一会儿。付秉毅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两口又掐灭。
“他那时候已经察觉到有人在打他女儿的主意。”付秉毅说。
“嗯。”江阳说，“所以他才急着办转学，想把女儿弄走。没办成，只能退学。”
回到市局，景怡正在办公室整理笔录。看见两人进来，她抬起头：“怎么样？”
江阳把合影复印件放在她桌上。景怡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目光落在石建国的脸上，又翻到背面看名单。
她沉默了很久。
“石小雨被江有志盯上，”景怡的声音有些发紧，“是不是因为她爸？”
“我怕就是因为这个。”江阳说，“江有志背后的人，可能就是当年旧案的相关人物。他们盯上石小雨，是为了牵制石建国，或者报复他。”
景怡的眼眶红了，她低下头，把照片放在桌上。
“那石小雨到死都不知道，她是被她爸的旧案牵连的。”
办公室里没人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江阳开口：“走，再去一趟石建国家里。”
石建国的家已经封存，门上贴着封条。江阳、付秉毅、景怡三个人开门进去，屋里还保持着原样，家具上落了一层灰。
“用刑警的眼光重新看一遍。”江阳说，“他当过刑警，真要有什么东西，不会放在明面上。”
三个人分头找。
付秉毅翻衣柜和抽屉，景怡看书架和桌上的东西，江阳蹲在地上，一本一本翻工具箱里的旧工具册。
翻到第三本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那是一本旧的五金工具手册，封面磨得发亮。
江阳翻开，里面夹着一张褪色的老照片。
照片上三个穿警服和检察服的年轻人站在市局门口，中间是石建国，左边于光明，右边沈国安。
三个人都很年轻，脸上带着一股子锐气。